国资报告杂志社刊文:特朗普当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国资报告杂志社刊文:特朗普当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与应对建议

赫冷松 2024-12-15 科技技术 29 次浏览 0个评论

  来源:国资报告杂志社 国资报告 文 · 陈玉罡 李晓春

  日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再次执政,将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本次大选期间,特朗普对中国言辞强硬,中美关系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特朗普主张的主要政策预计对我国金融市场、贸易关税、全球供应链秩序、科技投资与创新、能源投资等多领域的国有企业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应从加强风险管理、调整出口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加强自主创新,积极拓展新市场等多个角度出发,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进入特朗普2.0时代

  2024年11月6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特朗普胜选后,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创近两年最大单日涨幅,刷新三个月高位。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日内一度升至4.471%。从政府的四个目标(经济增长、失业率降低、通胀率降低和贸易平衡)数据来看,美国2024年3季度GDP增长率为2.8%,比2023年3季度的4.4%要低,表明经济增速在下降;2024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为4.1%,比2023年10月的3.8%要高;2024年9月美国的通胀率为2.4%,比2023年9月的3.7%要低,表明之前用加息的方式控制通胀取得了成效;2024年9月美国的贸易账户逆差843.6亿美元,比2023年9月的622.2亿美元多了200多亿逆差。

  从上述经济数据来看,特朗普再任总统后,主要的政策目标将围绕两点来展开:第一,在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第二,降低贸易逆差。

  特朗普竞选的主要政策包括:“减税+关税”组合以及限制移民。减税和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反,但整体上有望偏正面,着力解决的宏观经济问题是通胀和贸易逆差。

  特朗普下一轮执政期间,其政策主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短期内,美元走强和减税政策可能提振市场信心,但中长期来看,贸易政策和财政赤字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和滞胀风险。本文聚焦于特朗普新政府可能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特朗普2.0时代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分析

  美元走强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核心内容将围绕“减税+低利率”展开。特朗普计划进一步减税,包括将公司税率从21%降至15%,并永久化2017年的减税法案。这些措施将从需求侧刺激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特朗普可能出台的经贸产业政策,促使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刷新三个月高位。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将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但这一政策也会引发通胀,在通胀率尚未回复到2%的目标水平之前,特朗普政府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取得平衡。

  美元走强将增强其作为避险货币的吸引力,但同时也可能对新兴市场和部分大宗商品市场造成压力。该类市场通常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会增加这些市场的成本。美元走强同时意味着人民币相对贬值,这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升,对于出口业务占比较大的国有企业,降低了其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于钢铁、煤炭、石油石化、机械设备等原材料进口型国企,美元走强可能会增加其进口原材料的成本,影响企业的盈利。

  “减税+低利率”政策同时也会增加财政赤字。根据宾州大学Budget Model的估计,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约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将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可能引发长期的经济风险。

  贸易关税风险提升

  贸易摩擦加剧,关税可能会提高。特朗普竞选中提出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如对中国征收60%的全面关税,对其他国家征收10%的全面关税。展望特朗普的下一个总统任期,这一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若实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滞胀”压力。外交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可能会破坏更多多边机制和规则,将增加同盟体系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进一步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

  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参与国际供应链的大型企业,以及在新兴市场中有投资的国企冲击较大,可能意味着订单减少和业务调整。例如,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中国中车集团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若美国对中国征收60%的全面关税,将会对其产生显著的经济压力,可能导致上述国企出口下降。

  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新秩序重构

  特朗普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可能采取与上一任期内类似的做法。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更加孤立主义,减少对外援助,并重新评估与盟友的关系。这可能影响国际关系和贸易环境,特别是对依赖多边贸易体系的国家。中美关系可能继续紧张,科技和地缘政治上的抗衡现状或持续。

  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继续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试图减少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更多地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欢迎外资在美设厂,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等。例如,对于汽车行业,特朗普竞选期间表示对中国汽车加征200%、甚至1000%的关税,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设厂向美国出口汽车,对美国本土汽车业造成威胁。特朗普提高关税但不反对他国汽车企业在美国设厂,若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这将迫使汽车厂商将工厂搬回美国。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一汽业务业覆盖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海外一级代理160余家,在南非、坦桑尼亚、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建有21个海外组装生产基地,若被征收高关税,企业业务结构、供应链可能需重新布局。

  科技投资与创新面临挑战

  特朗普支持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芯片和计算机产业。这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助于提升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然而,科技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也可能引发国际摩擦,影响国际科技合作。特朗普在此前任期内曾采取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特别是芯片和高科技设备。若新的任期内扩大和加强这些限制,企业贸易受限将影响国有企业特别是涉及高科技领域的公司的盈利。但同时也可能反向促使国内各经济体加快技术独立的步伐,促进自主创新。例如中芯国际等中国半导体企业已在积极研发国产替代技术,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特朗普还可能会在新的任期进一步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准入,加强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限制中国企业的扩张。这些政策可能影响国有企业在全球的市场策略,如在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

  能源政策双刃剑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核心在于“美国优先能源计划”,计划放松对传统能源的限制,增加本土石油开采,这将从供给侧扩大能源产出,降低油价。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依赖进口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的企业,能源下降将降低其生产成本、运营成本。但美国传统能源产量增加,使得全球能源市场的供给增加,价格下降,对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力可能构成威胁。

  特朗普还计划取消新能源补贴,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将对赴美建厂的国有企业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这一政策也可能导致环境问题加剧,与全球气候目标背道而驰。

  面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建议

  加强风险管理,应对市场波动

  国有企业担负国家战略使命,应加强与政府的协调,通过智库及时了解和应对政策变化,确保企业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国有企业面对金融市场的波动,应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特别是外汇风险管理、金融风险管理方面,利用外汇衍生品、多元货币结算体系、优化债务结构等手段,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企业的影响。同时,强化国有资本流动监管,加强对跨境资本的监管,防范热钱带来的风险。

  调整出口策略,提升产品附加值,抵消贸易逆差因素

  国有企业应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减少单一市场的依赖,如可向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关税相对稳定的地区出口。可强化品牌管理与市场营销,通过提升品牌议价能力,对冲关税增加对价格的影响。加大研发,积极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增加高科技产品、定制化产品的比例,提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减少对低附加值产品的依赖。强化与供应链伙伴的合作,优化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密切关注国际市场动态,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成本控制,应对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

  推动国有企业产业升级,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

  国有企业面对中美贸易不确定性,应加速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型,提升全球产业链的地位。首先,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明确体系化布局。第二,推动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AI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提升企业效率,为国有企业中的传统货物出口转型改造升级,通过价值创造提升国有企业出口贸易竞争优势。第三,国有企业可以开展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带动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四,更充分地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强化合作,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构建,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加大高科技国有企业自主创新力度,积极拓展新市场

  国有企业应加大高科技自主研发力度,提升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强化国际合作,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强与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积极调整市场策略,多元化市场布局,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强化金砖国家的合作,加强与东盟、欧盟等经济体的联系,最大限度地降低中美关系波动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以差异化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应对美国能源政策

  传统能源国有企业应积极开拓国际新市场,提前应对美国传统能源的竞争压力及出口成本上升压力。对于可再生能源市场,国有企业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领域的投资,以差异化的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寻找新的增长点,应对可再生能源美国市场机会的减少。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企业研究院,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文得到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和任务研究”的资助,批准号23AZD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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